孔子在中都当“县长”
刘坤
红白相间的杏花，一树一树，竞相绽放，远远望去，宛如朵朵彩云。走近淡淡花香，若有若无，扑鼻而来，沁人心脾。孔子众弟子正在这里聆听首次为官的老师出任中都宰前的最后一课。此课，孔子讲的是上任后的治政措施、施政方略、管理设想。中都，就是如今的山东省汶上县。任中都宰，就是出任中都的地方长官，相当于任现在的县长。孔子初为中都宰，在《礼记》《史记·孔子世家》《孔子家语》及历代《汶上县志》等古籍文献中都有明确记载。
春秋时，孔子治理的中都，在现今什么地方？关于这事，许多史志和辞书均有记载。《辞海》：中都，古邑名，春秋鲁地，在今山东汶上西。《中国古今地名大辞典》:“中都，春秋鲁邑。故城在今山东省汶上县西。孔子为中都宰，即此。”明代万历三十六年编修的《汶上县志·方域志》载：“汶上在古为厥国，于春秋为鲁中都。”在专门记述孔门史实的《阙里志》里也有类似记载，并注：“（中都）在今汶上县”。此外，《兖州府志》《山东省通志》《续山东考古录》《太平寰宇记》，及江西教育出版社《中国历史地名辞典》、山东友谊出版社《山东古国古城》(2019年出版）等书中，都有记载或诠注，都说孔子治理过的鲁中都邑为汶上县前身或在汶上县境。由此看来，孔子所宰鲁中都邑在汶上县境内，板上钉钉，铁定无疑。孔子宰鲁中都邑具体、详细位置又在哪里？《山东通志》言“在今汶上城西25里”，《续山东考古录》说“在西三十九里”，《水经注》中也有类似说法，《姬氏志》、历代《汶上县志》关于孔子讲堂、孔子钓鱼台的记载更有明证。看来，中都邑遗址的具体、详细位置应在如今的汶上城西南30里左右的马踏湖北侧湖口、朱庄一带。那里，至今古风犹存、儒风浓郁、民风淳朴、家风严谨，留有许多孔子或他任职时的遗迹、故事、文化元素。今有孔庙、孔子讲堂、孔子钓鱼台、孔子沟、中都故邑碑、夫子履、平陆祠等建筑遗址。此地朱氏，以居孔子所宰之地为荣，所以朱氏族谱中，有孔子讲堂、钓鱼台等画图。鲁中都邑一名是怎么来的？有四种说法：因鲁诸公墓所在命名之说、据城市规模命名之说、为上古行政区划名之说、因周围所聚水泽而得名之说。普遍认为，最后一说更为妥当、合理，更有可能：“都”字本有“汇聚”之意。如黄庭坚《题落星寺》诗：“岩岩正俗先生庐，其下宫庭水所都。”这个意思，也引申为“水汇聚的地方”，与“潴”字相通。《水经注·汶水》:“水泽所聚谓之都，亦曰潴”。如《史记·夏本纪》把《禹贡》中的“大野既潴，又被孟潴”录作“大野既都，又被明都”便是一例。古时的汶上，即中都邑，濒临“茂都淀”，地属大野泽，常处于广阔的水泽包围之中，近观远眺，水天茫茫，所以用中都为名，顺理成章。鲁中都邑还有两个别名：致密城，殷密城。《郡国志》言：“须昌有致密城，古中都也，即夫子所宰之邑。”（东汉时，汶上西部曾并入须昌县）。北宋初期著名地理总志《太平寰宇记》载：“中都县（汶上县于唐代与北宋，及南宋肇始亦即金国灭掉北宋时，至金贞元元年前，名中都县）……邑界有殷密古城，即古之中都国城也”。北魏地理学家郦道元《水经注》:“汶水又西合为一水，西南入茂都淀（即汶上西南之南旺湖、蜀山湖、马踏湖一带，三湖古为一水）……淀水西南出谓之巨野沟。又西南经致密城南，古中都也，即夫子所宰之邑矣……北水西出淀谓之巨浪水，西南经致密城北……”。“致密”，周密、细密之义：“殷密”，盛大而周密之义。两别名都像是取“被水泽严密包围的城市”之意。中国地名多是因实取义，中都邑及其别名，都可能属于此类。当时的鲁中都邑，别看它是个小城，却与九位鲁国国君的关系非同一般。因为，他们的陵墓就在中都境内。据《姬氏志》等载：春秋时，中都邑有阚城，为鲁国下邑。鲁桓公曾游于城，观其所象，为此地风光所陶醉，占卜吉凶，大为感叹，告诉左右，他想死后就葬在这里。第二年，又来观光避暑、考察风情，观其地貌，山绕祥云，水笼瑞气，称此地风光秀美，为风水宝地。鲁桓公之前的九位国君，均葬于曲阜城东的防山之麓。公元前694年，桓公驾崩，鲁国大夫（辅臣）们便遵照他的遗愿，葬于阚城。后，鲁国的庄、闵、僖等八公也多依照周代埋葬天子的礼仪埋葬于桓公墓以南。这就是鲁诸公墓，也称鲁“九公墓”“姬家皇林”。又因此陵墓是桓、庄二公居上，所以也叫“桓庄陵”。百姓称鲁皇林，或姬家皇林。那时的鲁中都邑，除了系鲁国九位国君陵墓所在地外，还位于鲁国西部水陆交通要塞，战略地位十分重要。相邻的齐国一直觊觎鲁国领土。而齐国要攻打鲁国的话，就需绕过泰山从西部进攻，而鲁中都邑就是齐国攻打鲁国的必经之地，可谓鲁国的重要门户。
孔子掌舵中都前，鲁国掌权的有三家大贵族，是一百多年前鲁桓公的三个儿子传承下来的。按照第一代人的长幼排行，依次是孟孙氏（也叫仲孙氏、孟氏）、叔孙氏、季孙氏（也叫季氏）。因为都出自鲁桓公，又合称“三桓”家族。这三家权力和地位又不一样，排行是倒过来的：季孙氏地位最高，世代掌握鲁国政权，叔孙氏次之，孟孙氏最弱。鲁国的政局，其实是这三个家族的“贵族共和”，或者叫“寡头共和”，他们三家商量决定的事就是鲁国的国策。鲁昭公五年，公元前537年，三桓家族彻底架空了鲁国国君：全国的土地被分成四大块，季孙家占两块，孟孙和叔孙家各占一块。这些土地上还有些中小贵族的世袭封地，按法理说，三桓不能动，但他们也想各种办法侵占。三家甚至尝试对中小贵族们征税，其解释是：理论上你们只用打仗，不用交税，但如今太平，经常两三年不打仗也太便宜你们了，还是给上级交点粮食吧。三家再拨出一小部分财物给国君，应付各种开支。鲁国国君在三桓面前过得跟叫花子差不多。公元前517年，把持朝政的季氏家族的季平子与鲁国旧贵族郈昭伯，因为“斗鸡事件”发生了尖锐冲突。鲁昭公感觉机会来了，便联合郈昭伯举兵讨伐季平子，从而摆脱三桓控制。然而事不如愿，鲁昭公和郈昭伯却在“三桓”联合夹击下，败得一塌糊涂，惨不忍“睹”。鲁昭公先是出逃到齐国，后死于晋国边邑乾侯，鲁国出现了七年无国君的荒诞历史。公元前510年，季氏立昭公的弟弟公子宋为定公，鲁国才有了名义上的国君。但作为“三桓”权势最大的季氏，家族内部却连遭其两位家臣阳虎和公山不狃的反叛，祸起萧墙，元气大伤。这让刚刚继位的鲁定公，处境有所好转。面对当时严峻的形势，鲁国君臣需使政局尽快稳定下来，不然内忧还会引起外患。邻国齐国正视鲁国为一块大肥肉，觊觎鲁领土，而齐要打鲁，必经中都邑。因此确保中都邑的稳定、发展与强大，关系着整个鲁国的国家安全。这就需选派一个合适的人去治理中都。选谁？谁能去？此时的孔子，因博学多识、智慧超凡、刚正无私、德才兼备早已闻名遐迩，又有一批贤能弟子辅佐。且此时的他，颇为自信，自认为通晓历史、熟稔礼仪，一生抱负、满腔热忱，正是付诸实现之时。没有比他再合适的人选了！“就让他干！”于是，鲁定公断然拍板。那是公元前501年，危难之际，天降大任，时年51岁的孔子，被任命为中都宰，从此开始了为政生涯。
孔子一生中，只有四年在鲁国做官，约从定公九年的五十一岁，到定公十三年的五十五岁（公元前501年至公元前497年）。他在二十多岁时，曾做过“委吏”（仓库管理员）、“乘田”（放牧管理员）。但那是级别比较低的小吏，不算做官，真正开始当官，便是定公九年，孔子已五十一岁，当上中都宰。俗话说：新官上任三把火。可孔子到了中都，却“烧”了“四把火”：劝农耕、行教化、制礼仪（汶上县歌《神奇的土地》歌词）及“兴工商”。明朝万历年间始修的《汶上县志》及《孔子家语》记载：“制为养生送死之节，长幼异食，强弱异任，男女别途，路无拾遗，器不雕伪，市无二价。四寸之棺，五寸之椁，因丘陵为坟，不封不树。行之一年，四方诸侯则焉。”大意是孔子以制度治邑，制定了养生送死的礼节、制度：尊老爱幼，老、中、青、少幼不同年龄层次的人饮食应有所不同，对老年人和幼年儿童饮食要给予照顾；按体力强弱和能力大小分配工作任务，使人尽其才；男女也应根据身体条件的差异承认其差别；社会风气要达到东西掉在路上也无人拾取的地步；日常用具要注重使用价值，不应追求雕饰外观，弄虚作假，以次充优；买卖要公平合理，童叟无欺，不要哄抬物价；丧葬方面，注意节俭，不赞成厚葬铺张；还规定了丧葬的最高限度，坟墓不要占用良田等。这些制度、措施，落地实行后，一年时间，中都得到大治，社会井然有序，人民富裕起来，得到百姓拥护，成为四方诸侯各国效法学习的楷模。鲁定公对此套制度、举措非常赞赏，便问孔子：“学子此法以治鲁国，何如（如用你治理中都的这个方法来治理鲁国，会怎么样）?”孔子自信满满地回答：“虽天下可乎，何但鲁国而已哉（即使治理天下都可以，何止一个鲁国呢）!”孔子带着一腔热血、带着满满的自信、带着鲁国君臣的殷殷重托走马上任了！可当他刚一进入中都地界时，却被当头浇了一瓢冷水：正赶上中都大旱，四处望去，满目凄凉，没有多少完整的房屋，也没多少耕牛，虽是春种时节，但由于天旱，土地龟裂，田里少有人迹。再一打听，由于水利不兴，致使天涝不能排水，天旱不能灌溉，农耕难以进行，老百姓食不果腹，衣不蔽体，不少人背井离乡，逃荒要饭。困难难不倒万世师表的圣人！孔子利用中都境内河流密布、水资源丰富的优势，一方面发动群众利用有利的水泽条件，种藕种菱、养鱼养虾，一方面兴修水利，造福百姓。在他带领下，中都百姓夜以继日，不辞辛苦，挥汗如雨，凿井挖渠，整个工程在春分前就完工了，农耕得以顺利开展，中都大地呈现出派繁忙的春种景象。孔子与黎民百姓一起播种，一起播种希望，中都广袤的土地很快出现了久违的绿色。转眼到了秋季，孔子与弟子们来到田野，映入眼帘的是正在成熟的庄稼，是丰收的景象，更是中都欣欣向荣的未来。时光如水，匆匆流过，孔子来中都半年多，农业就有了起色，同时工商业也得到发展。他敞开思想，放宽政策，采取激励机制，致力发展手工业、商业和对外贸易，发展店铺经济，鼓励地摊文化（让底层民众吃得温饱），效果非常明显。中都大街上车水马龙，店铺作坊一家挨着一家，商品琳琅满目，既有本地特产也有齐国海产鱼虾、吴越鲜笋、宋国大枣、晋国枸杞，农耕、生活用品应有尽有，酒肆、客栈、制陶作坊随处可见，可谓“乱花渐欲迷人眼”也。为确保市场繁荣，维护公平交易，孔子重视市场管理、产品质量，反对假冒伪劣，不许以次充好、以假乱真。有这样一个案例：沈犹氏贩羊弄假，“旦饮其羊，饮之，以欺人”。他以贱价将瘦羊买回家去，用盐水拌草料饲喂。羊吃了食盐口渴，大量饮水。沈犹氏将肚子鼓胀的羊赶上集市，外行人认为是膘肥体重，争相购买，他则高价出售。这样，一只羊一夜间便增重十多斤。然而买主买回家后，不出三五天，羊必死无疑。沈犹氏此招，坑害了许多人。孔子妥善解决了其坑骗百姓的事，同时以此为契机，处理、打击了其他类似的坑蒙拐骗行为，维护了市场秩序，保护了买者权益，促进了市场规范发展。孔子的政治理想是大同境界，他的近期目标则是实现“小康”（《礼记·礼运》)。“先富后教”（《子路》）就是达到“小康”的重要措施。怎样富起来？孔子主张且在中都做到了：“薄赋敛，轻徭役”，实行惠民政策；“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学而》)，努力发展生产，“因民之所利而利之”（《尧曰》)；反对苛政暴敛、过分欺诈人民。由此，使中都邑百姓生活变得宽裕，经济得以提振，财力渐趋雄厚。中都进入了富民轨道，算是“先富”了，接着就应教育民众了，即“后教”。施行教化，加强教育。政务空闲时，孔子经常带着他的学生弟子东奔西走，串乡入村，办讲堂，开讲座，讲学树风，宣讲施政方略，宣讲“礼”义“仁”，宣讲孝、诚信、为人处世之道。中都境内大大小小的村庄，几乎跑遍了。每到一处，就苦口婆心地劝告人们要行善积德，要“仁”、要“义”。讲究孝道“父母在，不远游”，要孝敬父母，尊重老人。注重诚信，“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不要把自己的想法强加于他人之上，要学会“宽恕”等等。他讲学时，神采飞扬，妙语如珠，十里八村的百姓都因此争先恐后前来听课受教育。因为太精彩，常常是讲了一堂又一堂，堂堂满堂彩。因公务繁忙，孔子需回县衙处理，他便将学堂关了准备离开，不料自己骑的马找不到了。原来这个村的百姓不想让孔子匆忙离开，为挽留他，就把他骑的马藏在了东边村里，从那后藏马的村叫留马庄。感受到热情的他，又在这里接着讲了数天，津津有味，乐此不疲。后来讲课的这个村子叫次丘。次丘，就是孔子住过的地方。清朝中期，为避孔圣人名讳，把“丘”改为“邱”，延续至今。后人也把次邱村称为讲学村或讲村，直到民国时还曾在次邱设讲村区。而孔老夫子住的宾馆叫次丘店，即现在的次店村。次丘、次店两村离得很近。明代编的《汶上县志》称：“鲁昭公死后，葬于阚南墓道外”，孔子曾“沟而合鲁诸墓”。沟在中都境内，后人称为“孔子沟”，因孔子讲过学，故又称讲沟。在今天的汶上县次丘镇朱庄村，还有孔子讲堂、钓鱼台等遗迹。后来孔子讲堂成了今天汶上县城的圣泽书院。具体到教书育人、培养“贤才”方面，孔子设坛讲学，坚持不辍。在教育对象方面，推行“有教无类”；教学内容方面，承袭西周六艺传统，以诗、书、礼、乐等为基本科目；教学方法采用因材施教，启发教学等。以期学生学成之后，“授之以政”，能“达”；“使之四方”，能“专对”，能按孔子之道，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身具旷世之奇才，怀抱“治国平天下”之壮志，孔子为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做了几十年的准备。当他终于主政中都时，便大刀阔斧，全面推行强邑富民的施政方略、治政措施，改革现有陈腐弊端，短期内接连“烧”了“四把火”，使中都大变。百姓安居乐业，丰衣足食，社会秩序井然，令行禁止，孔子的政绩也不胫而走，传遍全国。远近慕名来中都邑经商、观光、居住者，越来越多。四方人士，慕名而学，正如《史记·孔子世家》中所言：“孔子为中都宰，一年，四方皆则之”。显赫的政绩、超凡的干才、崇高的声望，被鲁定公知道并肯定后，定公下令全国以中都邑为榜样，学习和推广孔子的经验。同时任命孔子为司空。司空是掌管全国土地、建设的官员。有了治理中都的成功实践，孔子上任后，立即信心百倍地带领人马走遍全国各地，勘察土地，测量山林、河流。根据调查结果，制定出农牧副渔林的总体计划，然后付诸实施。同时，参照治理中都的成功经验，严格规章制度，杜绝贪官污吏营私舞弊的行为。不久，全国地尽其利，人尽其才，鲁国财政收入增加，百姓生活水平提高。孔子在鲁的威望也与日俱增。不久，孔子又被任命为大司寇，掌管刑狱，他同样不负众望，干得很不错。最后，由大司寇“行摄相事（代理国相职务）”，由中都宰连升三级，达到了其政治生涯的高峰。古中都、今汶上，是孔子“小邑试牛刀”（借用苏轼《送欧阳主簿赴官韦城》“读遍牙签三万轴，欲来小邑试牛刀”诗句中语）之处，是其走向从政生涯的起点，是其儒家思想的实践地、试验田。从此，一个伟大的名字与一个小城小县结下千古不解之缘，孔子因中都、因汶上而赫赫有名、光彩照人、万世景仰，中都、汶上因孔子而千秋万代，熠熠生辉，成为圣土。许多帝王将相、达官贵人、先哲先贤、文人墨客到汶上游览访古，寻觅圣迹。战国时孟子来过汶上，并对孔子宰中都的政绩高度评价。西汉司马迁向往孔子宰中都之处，欲“观孔子之遗风”，到汶实地考察，写下了《史记·孔子世家》，概括了孔子在中都的政绩，同时“效孔子之风”“涉汶泗讲业齐鲁之都”。大诗人李白在汶上留下了《别中都明府兄》《遇汶上寄杜甫》等诗，杜甫、高适、骆宾王等也都留下千古不朽的绝唱。民族英雄、南宋右丞相文天祥于山河破碎、国破家亡之秋来汶，写下一诗，其中有“夫子（指孔子）昔相鲁，侵疆自齐归”之句。抗英民族英雄林则徐曾在汶上城南门驻扎数天，并拜谒孔子遗迹。唐代大书法家颜真卿、大画家吴道子，北宋真宗皇帝赵恒，明代永乐皇帝朱棣、大臣及大学士杨士奇、尚书及史学家文学家王世贞，清代康乾二帝等，都到汶拜访过圣迹，且留下诗文书画，留下众多佳话。
孔子宰中都的重要意义在于：它不仅使孔子这样一位中国乃至世界著名的伟大的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的政治主张和政治理想得到初步尝试、检验并获得较大成功，在当时整个鲁国和四方诸侯中产生过较大影响，而且，对后世各时代、各地区尤其汶上县一带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乃至伦理道德、风俗习惯的发展演变，产生了十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形成了宝贵卓越的为政以德智慧。大致包括以下三点。（一）增强了汶上官民政治上、心理上的光荣感、自豪感、责任感和除恶扬善、修身报国的进取精神。孔子作为一位伟大的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和儒家学派的创始人，在其在世之时，就已经享有了很高的威望。汉武帝实施“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政策之后，其名气和威望更是越来越大。自唐至清，先后被追封为文宣王、至圣文宣王、大成至圣文宣王、大成至圣文宣先师等。经他整理编定的《易》《书》《诗》《礼》《乐》《春秋》，被后世历代封建王朝列为朝野官民必读之“六经”。“五.四”运动以来，虽然孔子几度受到批判、冷落，但是仍然被列为世界最著名的历史文化名人之一。正是由于这个原因，两千余年来，历代汶上官民都把孔子曾出宰本县引以为荣、骄傲和自豪，并在很大程度上激励了其事业心、责任心和除恶扬善、修身报国的积极进取精神。这从现存三次编修的旧《汶上县志》中，可以明显看出这种影响的存在。例如，县令栗可仕在明万历三十六年编修的《汶上县志》撰写的《后序》中，开章明义第一段就写道：夫汶上故鲁中都，吾夫子尝为之宰。及门若冉子（冉耕）、优于政者而继于斯（此）。遐想当年所谓期月（一年）而化行，三年可足民者，其施为大略，有芳规在蔫。余（我）小子诵法圣贤，今既得使为汶（被派作汶上县令），窃窃然喜，得从圣贤之后也。矢心（心中发誓）自许曰：所（若）不愿学孔子，苟禄自润（苟且偷安混工资、求私利），以（而）上违朝廷设官之意，下悖父师拳拳之教者，非夫也（夫，丈夫，男子汉）。这位原籍任丘县的栗可仕不仅为“得从圣贤之后”被委任为汶上县令而“窃窃然喜”（暗自高兴），而且发誓学习孔子宰中都的榜样，上不负“朝廷设官之意”，下不悖“父师拳拳之教”。又如，清康熙五十六年（1717），知兖州府事的山阳人金一凤为《续修汶上县志》写的《序》中，在开篇说明孔子宰中都的时间、政绩后，写道：今汶上也，古中都也。去（离）圣人之世虽远，而流风善政，无不班班可考。后之莅斯土者，亦甚厚幸蔫。余仰企（仰慕、企望）也久。这些来汶上或者汶上附近做官的外籍人，尚且为孔子曾出宰中都而感到如此光荣、自豪而自励，作为汶上人的心态，也便可想而知了。这三部由外籍县令主持编务，由本县人执笔撰修的《汶上县志》，除总序、后序几乎每篇必谈孔子宰中都事典外，在散见于各卷卷首的数十篇无题小序中，也有多处直接或者间接言及，并在某些具体内容的记述中，较好继承了、发扬了孔子的“春秋笔法”，对有些时弊给予了一定程度的针砭。如明始编《汶上县志·政纪志》，即对当时推行的赋役制度之流弊做了暴露，并对“里胥（乡官）使奸黠者”和“缙绅先生”的丑行给予了批评。尤其耐人寻味的是，明始编《汶上县志》中的《职官志》《宦绩志》，都把孔子列为本县行政长官的第一名，把继孔子为中都宰的冉耕列为第二名。汶上县自夏商置古厥国以来，几乎历代都设有行政机构和行政官员，可谓历史悠久，职官如林。但，其《宦绩志》对孔、冉以前的和战国以后、隋朝以前的竟一个未记载，唐代的只记载了一个刑审容（也因其曾“鼎新圣庙”事而留名），宋金元三代入志的也极少。这种情况表明，孔子以前的及其以后乃至明代修志以前的职官，几乎已全部为汶上人民所遗忘（冉耕被载入，大概也是沾了老师孔子的光），唯独孔子宰中都一事，被深深刻在了世世代代汶上人民的记忆里。由此也可以看出孔子宰中都在汶上人民心中影响之巨大、深远！另一件特别能说明问题的事例是：在县署内建立“思圣堂”。这可以说是全国独此一家。此思圣堂始建于北宋元祐三年（1088），由县令周师中所首创，目的在于“求孔子之意而行其政”（明始编《汶上县志·艺文志·皇明汉阳项诚重修思圣堂记》）。其后，虽多经改朝换代、沧桑巨变，思圣堂却颓而复新，成为汶上旧县署特有的镇衙宗庙。直到现在，汶上县政府老院内仍完好保存有清雍正四年重修的思圣堂正堂。另外，由本县县、区、镇、村等诸多有关命名上，也可以看出孔子宰中都对汶上官民政治上和心理上的深远影响。如：约始于汉代的中都讲堂（后改为圣泽书院），唐、宋至金初460余年间里命名中都县，民国时期将城区命名中都镇，以及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城乡涌现的以中都命名的茶庄、饭店、商店等，都是因孔子宰中都而来。孔子宰中都对汶上官民政治上、心理上的深远影响，更多体现在人们变革现实的政治活动和政治斗争中。在两千余年的中国封建社会和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里，历代下层官吏，在本质上都是为上层统治阶级服务的，并且其中不乏拜倒于反动潮流或者腐败世风之下的上层权贵的鹰犬和鱼肉乡民的贪官污吏。但是，也不可否认，由于长期受到“万世师表”孔子“仁者爱人”“仁政德治”等思想的熏陶、哺育，各地也确实出现过一些励精图治、廉政爱民的清官。这类清官，在“圣泽尚未泯、父老犹歌谣”（明王讴《过鲁中都》）的汶上县，似乎更多、更典型一些。据不完全查证：仅明洪武初年至万历戊申年（1608）的200余年里，就出现过这类确乎为汶上人民做过一些好事而为政比较清廉的著名县令十余人。如解州人史诚祖，莅任后“思圣人之心，行圣人之政”（明编《汶上县志》），克己奉公，致力安抚，积极督导开垦荒地，调整赋税，减轻贫民负担，并带头捐俸养老济贫、兴办学校等，很快使全县政通人和，百姓安居乐业，于永乐七年（1409）获全国郡县长吏考核“治绩第一”，并受到永乐皇帝“御书嘉奖”。由于孔子宰中都“圣泽尚未泯、父老犹歌谣”之故，孔子“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论语.卫灵公》）等坚持真理，不怕牺牲，见义勇为的思想风范，对汶上历代劳动人民和进步知识分子的教育和影响尤为深刻。两千余年来，先后有无数优秀汶上儿女，为维护真理、反对暴政或挽救国家民族危亡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直至献出宝贵的生命。远者如：（宋代）穆伯长（名修）不以匪人污文，而投（拒弃）五百金之馈（贿）；近者如：1926年由仗义疏财的士商秦大文等领导的十万红枪会农民大暴动；1938年进步知识分子陈伯衡和开明士绅白育普分别领导组织的地方抗日武装斗争等。上述20年代以来的政治斗争虽不能全部归于孔子的影响作用，但不能说没有其影响因素和历史的渊源（当时汶上还没有共产党组织）。（二）哺育了传统优良社会道德风尚，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家庭、社会安定和经济发展。社会道德风尚好坏，家庭、社会安定团结与否，直接影响着社会生产和经济的发展，这是古今中外共同规律，也是实行改革开放、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来，党中央反复强调“安定团结”“两个文明一起抓”的意义所在。孔子一贯重视以仁为核心，以礼为形式的家庭和社会道德风尚教育。他在宰中都时发布实施的“长幼异食，强弱异任，男女别涂，路无拾遗，器不雕伪”等制度，便是这一思想的重要体现。孔子这一思想和政绩中的积极因素，对于形成汶上民间尊老爱幼、父慈子孝、信朋好友、诚实无欺、见义勇为、拾金不昧、克己奉公以及男耕女织、勤劳俭朴等传统优良社会道德风尚，发挥了巨大作用。关于汶上民间传统优良社会道德风尚的表现事例，古往今来不胜枚举。孔子宰中都时制定发布的某些制度，直到新中国成立前后以至今天，仍被汶上千万家庭所遵循。如“长幼异食”，即使在建国前和建国初期的经济困难时期，大多数家庭也总要想方设法为老人和幼童搞些相对好点的饮食。成年人外出务工，甚至讨饭时弄到一点好吃的，也要送回家去让老人和孩子享用。再如死葬规格，除建国之前个别富豪之家有所越轨之外，直到本世纪70年代改行火葬之前，汶上居民很少有超过“四寸之棺、五寸之椁”的。另外，孔子宰中都时“能别无土之性”，使“物各得其所生之宜”，即督导中都邑人民因地制宜，发挥地方优势，实行农、林、牧、副、渔、工商、外贸并举的做法，也对后世汶上人民产生了深远巨大的影响，致汶上县传统经济结构和布局形成了自己鲜明的特点。如县境东部、东北部山陵地区，过去一贯盛行植桑养蚕、纺织丝绸、打制石料石器等，农作物种植仅有小麦、地瓜、花生、西瓜等耐旱品种；中部平原地区系传统农业区，素有精耕细作习惯，种植粮菜品种也较齐全，且产量较高；西部、西南部湖洼地区，过去一向以狩猎、畜牧、藕菱和苇蒲柳编等业为主，而对农作物种植管理比较粗放，且往往一年仅种一季杆高耐旱的高粱。元、明以后，原属汶上的老运河以西部分土地涸出还耕，当地农民摸索出“其土宜棉”，较快发展了棉花种植和家庭棉纺织手工业。这种基本经济结构和布局状况，一直延续到新中国成立前后。此外，汶上人民还一贯重视手工业生产和商业活动。据《中国实业志》记载：1916年—1929年，在军阀混战时有发生的情况下，汶上县仍相继出现私营独资和合资（一家）酿酒作坊20家，制粉专业户5000户（2.5万人）；1923年—1932年，出现20家独资、合资油坊。汶上县传统商业也相对较为发达。历经清末民初政局动荡之后，县城仍有坐商60余家，拥有资金30万元（银币）。1919年，汶上城乡有钱店、杂货、布匹、药材、酒店等较大商号130余家，主要分布于县城四门和运河两岸官道两侧的较大村镇。至于肩挑车推的行商小贩，农闲时多至无法计数。孔子宰中都的思想和政治影响，确实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汶上民间家庭、社会的安定团结和经济发展，尤其在经过农民战争的重大打击后而出现的、被迫向人民作出某些让步的每个新建王朝的前期，孔子的上述思想政治影响，也曾促进汶上乃至全国大部地区出现过“小康”景象。“庶民惟负山而居者谨寄桑麻之业，其于脊土亦勤于稼。而濒汶一带擅水土之饶，转羡（卖）栗（粮食）以致巨资盈。……漕（运河）之间里（街巷）列庐（房屋）比，仰食机利。再西则地宜木棉，纺车之声相闻。”明编《汶上县志.风俗志》上的这段记述，大致可以概括汶上人民在孔子宰中都影响下形成的因地制宜、勤劳俭朴、惜土如金、重视并善于利用地方优势发展经济等优良传统。同时，也间接反映了曾由此获得小有殷富和安居乐业的历史事实。（三）促进了汶上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提高了汶上的知名度。由于孔子毕生重视文化教育，且于任中都宰期间常常与群弟子讲学和吟诗奏乐，所以对汶上一带的文化教育的影响、促进作用则更为巨大而深远。其对教育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1、汶上开办儒学教育较早，规模较大，历史较长。中国封建时代的县级儒学教育主要有三种组织形式：一为书院。原为官方藏书、校书和私人读书治学场所，宋元渐重于讲学兼研究儒家经典，明清多演变为准备科举考课的场所。二为县学。是在县设立的专供生员读书备考的学校。三为私塾。为民间教育的主要形式，多由私人开办。由有关史料看，汶上开办这三种形式教育的历史都是比较久远而发达的。如，前面曾提到的圣泽书院（原名讲堂），据载系孔子宰中都时与弟子讲学之所。元学士李谦《圣泽书院记略》谓“所可知者，魏孝昌丙午（526）条石（断碑）记兴建之由”，但又说其“兴废不可悉考”。就是说，即使北魏孝昌丙午年立的石碑上也只记述了其兴建缘由，而未能考证出其始建年代。由此推断，圣泽书院的始建年代很可能就在孔子宰中都前后，至迟也当建于“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西汉前期。这在全国也是比较早的。圣泽书院于明嘉靖二年（1523）移于今县城西南隅。明正德元年（1506）起，诰授孔府衍圣公子孙以太常博士衔，主持该书院祀事。以后复经多次重修扩建，至清光绪三十年（1904）改为高等小学堂，相沿至今（即今汶上有史可查实验小学）。其历时之长久，堪称全国甚至世界罕见。除了圣泽书院之外，汶上影响较大、历时较长的书院尚有汶阳书院（建于明万历年间）、张公书院（建于清康熙年间）、丽泽书院（建于清同治年间）等。县学系隋唐以来推行科举制度的产物。汶上县学约始建于唐天宝元年（742）。唐长庆四年（824），县令刑审容大修（有碑记）。这在全国也是较早的。后经宋元明清相继增修，规模仅次于曲阜孔庙建筑群。汶上私塾教育有家塾、村塾、义塾几种类别。始建年代无考。估计至少也有二千余年历史，其数目之多，遍及城乡。清宣统二年（1910），山东省提学使司下令“私塾一律改为学堂”，但当年汶上私塾改学堂的只有16处，且仍以读经为主。1931年，省视学批评汶上私塾甚多，命令取缔或改为初级小学。至1935年初，全县仍有私塾60处。日军侵占汶上后，学校大减，私塾猛增，1945年达到285处。直至新中国成立前夕，才被全部改造为小学。这些事例一方面反映了汶上封建习惯势力之大，另一方面也反映了孔子对汶上教育影响之深。除上述三种形式外，明初还于县城东西两关和全县24个社区各建社学，凡26处，此后断续相沿至清末。这在一般县城也是不多见的。2、历代开明有为的汶上县令和开明士绅都比较重视教育，将其列为重要政务之一。如唐长庆年间县令邢审容，宋元祐年间县令周师中，元至元年间圣泽书院教授马栎庵和督水少监汶上人马之贞，明代县令史诚祖、赵可怀、张维成等，清道光年间知县龚聪、浙江中丞汶上人刘玉坡、同治年间知县左似宜等等，都曾主修或带头捐赠巨款修建县学、书院、社学等。3、上述书院、县学尤其私塾、社学，较好地效仿了孔子“有教无类”“因材施教”等进步教育思想和教学方法。其中，义塾教育多以地方祠堂庙宇的地租或私人捐资兴办，专收贫寒子弟，免费上学。这在封建时代的其他县区也是不多见的。《诗》《礼》《乐》是孔子儒学教育的重要教材。他是把三者融为一体的，即所谓“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论语·泰伯》)，这三种教材，都涉及音乐、歌舞。其中乐教不仅指学习音乐的基本功，同时也包括学习音乐理论和审美等内容。孔子的这种教育思想和教育内容，不仅对汶上教育产生了巨大影响，而且对推动汶上的音乐、歌舞等文化事业发展也起了巨大作用。例如，上述书院、县学、社学等，直到明清时期仍设有“听乐堂”“习礼堂”，并于县学之圣庙中置乐器，“用雅黜俗，典制昭然”（明编《汶上县志·建置制》)，以致“弦颂之声，达于委巷；章甫缝掖，克遍寰宇”（明编《汶上县志·艺文志·邑尚书郭朝宾重修学记略》）。这种重视音乐、歌舞教学的儒学教育，也给汶上民间音乐、歌舞乃至曲艺、戏剧的发展提供了人才，注入了生机，致汶上民间传统音乐演奏活动和舞蹈、戏曲活动相当流行，有的曾达到相当高水平。“关山茫茫何处边，但见急管哀中天。凭夷听曲波面出，杨柳乱落西风前。”（明闽中郑善夫《汶上对月闻笛因赋醉歌》）这些诗句，比较真实形象地反映了明清时期汶上民间音乐的普及情况和水平。音乐、歌舞、戏曲而外，上述圣泽书院、圣庙、县学以及孔子钓鱼台、思圣堂、爱养坊、中都余韵楼、夫子履等等有关孔子宰中都名胜古迹的建设与陈列，也较大地丰富了汶上文化的内涵，千百年来吸引许多帝王将相、文人墨客前来游览访古，寻觅圣迹。战国亚圣孟子，唐代大书法家颜真卿，大画家吴道子，大诗人李白、高适，北宋真宗皇帝赵恒，南宋右丞相文天祥，元代按察使胡祗道，明代永乐皇帝朱棣、大学士杨士奇，清代康熙乾隆二帝、尚书兼文学家王士祯等。他们或赋诗撰文，或泼墨作画，或设祭庆典，或勒碑刻石，或著书立说，竞相传颂孔子宰中都的圣德明治，以及深沐圣泽的汶上灵秀之山川，古朴之民风，富饶之物产，从而不仅进一步丰富发展了汶上文化，而且大大提高了汶上县的知名度。公元前479年，子贡去看望病中的老师，远远望见孔子扶杖站在门前，意态逍遥，脸上焕发出圣洁的光彩。孔子刚感慨而悲壮地唱完。见学生来了，他怅然长叹：“我快要死了！”孔子大口大口地喘息着，说：“天下失道很久了，我用毕生精力挽救，可未能做到，唉，我已竭尽全力了……”子贡见老师在重病体衰之际，仍牵挂着为之奋斗了一生的事业，禁不住热泪滚滚，咽着说：“夫子所崇的事业，是伟大的事业，今世纵使未能实现，后代必会推行于世的。您虽年迈可您的思想，您的精神还没衰老！”7天后，一代伟人、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孔子，安静地辞别了那个乱世，享年73岁。作者单位：汶上县委党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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